20世纪50-60年代同济大学及上海高校体育往事（作者：钱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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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上海老底子情



20世纪50-60年代
同济大学及上海高校体育往事

钱平雷

01
因为我在《上海老底子》平台上发表了《上海公交“老字号”55路的回想曲》一文，里面提及了四平路、同济大学、外滩和五角场等上海地名，引起了与此相关的新老市民的强烈反响。同济大学校史馆的章华明馆长由此找到了我，让我成为他的微友，并将我介绍进了《同济人说同济史》的微友圈，在那里我除了看到昔日似曾相识的吕美安、王莉英、潘庆云等等校友的名字，也经常看到章馆长在他朋友圈里发表有关同济校史的文章和链接。

昨天（2020.2.2）章馆长在朋友圈发了一篇名为《同济校友、清华院士钱易：当年同济的文体活动》的链接文章，他还加了按语：“日前，有年轻同事对同济体育感兴趣，想起此文，转发于此。这篇文章，其实是我‘逼’钱易院士写的，我甚至还把她的老同学项海帆院士请出来做其工作。钱易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之女，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教授，同济校友。1952年考入同济卫生工程系，曾任同济学生会文艺部部长，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1957年2月考取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研究生，1959年10月毕业留校任教。感谢钱易老师的大力支持。该文后被收入《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我阅读后，作为响应，也深情地写了一段：“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格外亲切，除了我与钱易都是吴越钱氏本家外，我在同济也有唱歌的经历，也当过校田径队中长跑运动员外，还认识同专业的老师项海帆院士，钱易文中提及的那位女体育教师大概是潘瀛初老师，解放前的‘女三铁(铁饼、标枪、铅球)大王’。”

于是章馆长就给我出了题目：“能否写篇回忆文章？体育部年轻老师想开展相关研究。”这真有点难住了我，尽管我的记忆力是比较出众的，但毕竟已经50多年过去了，况且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学校所有正规的体育教育都停顿了，即使后来“复课闹革命”期间，也没有班级会找体育教研室要求“复课”的。所以可以回忆的，也就是我1964年8月入校后到文革开始的那一段与体育相关的经历。但是章馆长的希望我又不能辜负，我只能勉强地答复了一下：“让我回忆一下吧！能写出一些什么东西？大多数体育老师的名字已经记不清了。”他又发来一段说明：“体育部有一个年轻人，辅导员。她有兴趣。”看来我是推脱不了了，想来章馆长找到我，就是希望我能为丰富校史做一点贡献的，如果我不写，会让章馆长失望的。“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我答复道：“那就试试看，作为资料或花絮，估计形成不了回忆录。”我在为自己写不好文章找借口的同时，对我的记忆力检验，也再一次开始了。

02
虽然我是1964年进入大学的，但由于我这个人有宁波人所说的“闲乖”，喜欢记忆与学习读书无关的事物和人物，而且久久不会忘怀，甚至至今。

我姐姐钱丽臻是1958-1963年在上海交大读书的学生。她多才多艺，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还会绘画，尤其是她的游泳，曾经是上海市专业运动队预备班“竞技指导科”的学员。在当时觉得体育运动是“吃青春饭”的观念支配下，父亲还是让她考正规大学为好。她的学员同学后来成为运动健将的“专业运动员”不在个别。因此她的游泳水平在当时的大学里，自然是比较拔尖的，一进交大就成为校队队员，后来还当上游泳队队长，她还是上海高校队的队员。

另外，我所念的58（澄衷）中学，当时的男篮是该校特色，曾获上海市中学男篮冠军。该校校队队长叫洪兴华，后来被上海交大所录取。加上我是《新民晚报》体育版的忠实读者，所有上述因素，让我这个中学生知道了在上海，各个大学的体育特色项目：复旦大学是排球，上海交大是篮球，华东师大是田径，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是足球，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是乒乓球，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医学院）是棒球，上海第二医学院（今上海交大医学院）是击剑……。但大名鼎鼎的同济大学却没有自己的强项，这是我进入同济前一直没有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03
1964年8月，我考入同济的路桥系桥梁与隧道专业。我在中学里喜欢跳高，是一个少年级运动员，是全校比赛的第二名水平。进了大学，我们班没有政治指导员，学校派了一个刚刚毕业的留校教师杨健当我班的专职班主任。他原来就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好像200米和铅球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当他知道我的跳高成绩后，说那水平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校队，他当年一位杨姓的队友的成绩在1.90米左右，那确实是我这个中学生所望尘莫及的高度。后来他就让我和班上其他2位同学去参加路桥系的长跑队，随着桥隧1961-66届的杨伟君队长练长跑。当时该队还有杨队长的同班同学宋小才等，其中61届公路专业的北京籍同学高裕大，他是业余男中音歌唱演员，为了增加肺活量，他也练起了长跑，还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就这样我每天早晨随着这班大同学，沿着四平路朝着五角场方向跑去。我们在路上往往盯着一辆同方向的自行车奔跑，让那骑车者会觉得很别扭，他们一般都会狠踩踏脚板加快速度，但他快我们也随之加速，过一会儿那人骑累了，又慢了下来，我们也放慢了脚步。就这样在不经意中，我练就了长跑中变速跑的技能。

1965年的元旦，杨浦区组织迎春越野赛跑，全程是5000米。我们同济、水产、机械等地属杨浦区的大学也都派出若干支队伍参赛。我们路桥系的长跑队也是其中的一支。我是稀里糊涂跟着杨队长去参赛的。跑着，跑着，渐渐地除了杨队长，高裕大、宋小才等老队员都跑到我的后面去了。我只见在终点线处，同济大学体育教研室的马学清老师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到了寒假，学校运动队搞起了“三从一大”的集训，所谓“三从一大”，本来是体育专业运动队模仿解放军的：“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我和一批被校队教练看中的64届新生也被叫去参加集训。我们班的顾正兰的长跑，杜桂芳的铁饼，徐满的排球都达到参加集训的水平。集训完后，学校运动队宣布我们都成为校队的正式队员。

04
1964-1966年期间，学校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许多事情都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包括体育运动。校方还模仿“四清”运动，搞起了“自觉革命”。号召学习解放军的“郭兴福教育法”，除了上下课都要排着队，唱着红歌进教室、食堂和宿舍外，吃饭也要学习部队，按照小组用脸盆盛装再分食。不仅是体育课的林志雄老师，就是数学课邹葆康老师，他们给我班上课都要带领喊：“同学们！能不能完成任务啊？”之类的口号，或者引用毛主席语录。

同济的田径队在1964年10月举行的上海市高校比赛中走了麦城，一共只得7分（按照当时的计分方法：取6名，第一名得7分，第二名得5分，以后以此类推，第六名为1分）。这真是同济的“奇耻大辱”。据其他体育老师说，以前同济的田径队在运动场上，只看见“苹果绿”色满场飞（同济校队队服的颜色是苹果绿色的）。解放前的“女三铁大王”潘瀛初老师是联系我们路桥系的体育教师，她告诉我，路桥系出过好几位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同济的百米纪录保持者马家骅，成绩在11秒；由于裁判出错，差一点当上同济学生第一位运动健将的竞走运动员张支鑫等，都是我们路桥系的同学。杨健也惋惜地说，如果他还在田径队，也无论如何不可能只拿7分的结果的。关键还是学校在运动队后备力量的上出了问题，还有大学生必须参加“四清”运动、导致62、63届的主力运动员同学无法正常上课，更不要说训练和参赛了。

上海的高校开始按照我在前面所述，按照学校特色安排，除了对口中学特色运动项目，如时代中学的排球，南模、向明的篮球、大同的足球对口招录优秀运动员外，也把其他大学在该项目的优秀运动员调入本校，如同济的排球徐大用同学，被转学至复旦。后来也由于四清等原因，各校的特色也就不那么突出了，交大的篮球冠军也被华师大夺得过。同济在1965年高校联赛中，差一点击败交大，后来交大依靠几位研究生运动员才反败为胜的。

我在同济遇到小学的同学彭杏林，他是同济足球队的队员。他告诉我同济当年的特色项目是足球，他们的教练李兆春原来是上海东华队的守门员，后来是上海工人队的教练，按照专业运动队称呼教练的惯例，大家叫他“李指导”，而不叫他李先生或李老师。但不知什么原因，同济的足球在当时总比不上华纺，只能是上海高校的第二名，虽然按照当时规定，上海高校的前2名可以列入国家乙级队，但毕竟不是冠军。后来据我在华纺读书的同学告诉我，他们班足球校队的队员还有牛奶作为营养品。这个待遇在同济是没有的。也许是学校的经费紧张，还是办学思想不同。我后来遇到清华毕业的学生，他们校队队员是集中居住和用餐的，与同班同学倒反而只是上课时在一起，其他时间都是随校队生活的。而在同济，学校校队队员平时都是随自己学习的班级生活的，训练都要穿自己的衣服、运动鞋，只有比赛期间，学校才借给你队服和鞋子。有些农村来的同学，家庭困难，学校才发给你一双运动鞋，鞋后跟的鞋帮上用红漆写着“同济”二字。我们同济也在1965年春天搞过校队运动员食堂，菜肴与其他同学差别不大，但吃饭可以敞开，那些食量大的同学，食欲大振，没有多久，校方就承受不了，关闭了之。

不过足球是同济的特色项目大概不假。因为校足球队除了参加上海大学赛事，还有社会的比赛，所以除了学生，还在教辅人员中招募足球运动员，有二人：仇能宝、朱关培大概就是这样的角色。

05
我们同济大学也沿用“三从一大”这个口号搞集训。田径队也不能例外。当时的田径队下设四个组：短跑组、中长跑组、跳部组和投掷组。开始由马学清老师担任短跑组、中长跑组的教练，管吉星、孙虎潮老师分别担任跳部组和投掷组的教练。后来由沈延冠老师担任短跑组的教练。

参加了1965年寒假的“三从一大”集训，领教了它的厉害。以我们中长跑组为例，马学清老师为我们编制了严密的训练计划。以集训期间某一天的内容为例：早晨起身后，先到“1.29田径场”，围着400米的跑道，跑上3圈，然后到肋木架处，做上一整套拉开各个关节的动作。然后，吃早餐。上午：先跑上2圈，然后100米快速，100米慢速，变速跑4圈；接着200快速，200米慢速，再变速跑4圈；紧接着400米快速，400米慢速，变速跑4圈；最后800米赛跑，上午训练结束。午休后，先跑2-3圈，然后去健身房，扛或举杠铃、哑铃做上肢、下肢的力量锻炼，最后3000-10000米的赛跑。一天的锻炼的项目才算结束。所有运动队队员都集中睡在1.29大楼的地板，尽管项目不同，但运动量都差不多。如排球也学习日本“大松博文”的训练法，要在地上不断翻滚接球。几天下来，大家都疲惫不堪，腰酸背痛，说“连笑也笑不动了，否则腹肌要疼。”晚上有时还要学习运动队的光荣历史，回忆同济运动队曾经的辉煌。确实田径是一切运动的基础，每年高校的运动会，以田径赛最为隆重，影响也最大，其它运动项目往往要举行循环联赛，但田径一般只有一场。因此要举行入场式，各校领导也要上主席台。各校把自己最漂亮的大巴士校车也纷纷开到赛场边，纵向一排排开，像是那里互相斗艳。尽早“雪7分耻辱”似乎是当时同济田径队员共同不可推卸的责任。

话倒又要说回来，尽管很苦，但让大家放弃又很舍不得，这其中确实是“苦中作乐”。同时大家的运动成绩也在不断提高。公路专业64届的王忠发同学，是一个慢性子的人，在中长跑组，他开始总是落在最后一名。但他锻炼非常刻苦，星期天回家也不间断在马路上跑步。1966年上海市举行迎春长跑，马老师把我们同济运动员分成5000米和10000米两组分别参与。我被分在10000米的那一组，同济共10人参加，是沿着虹桥路跑的。我那天状态不错，一直是我们这组的领先者，但快到最后1000米左右，我发现王忠发追了上来，最后他才是我们队的领先者。在学校围绕1.29田径场全校比赛中，他也是如此，王忠发“后发制人”，最后获得10000米的第一名。当时同济田径队总的说来，青黄不接，水平不高，建筑学62届的王健璇是我们中水平最高的，他在1965年上海高校赛中，获得800米、1500米两个项目的第二名。当时各高校大部分运动员都在2-3级运动员水平，一级运动员很少见，运动健将除了体育学院，几乎没有。同济的100米在11.4秒，跳高在1.70米左右。如果没有文革，估计当我们那批运动员到4年级（五年制），成为主力时，大概可以打翻身仗了。

06
同济的女生特别少，一般30多个人的班级，女同学只有3-5左右。同济大学的女排有一度退出了高校的比赛，当她们重新参与比赛时，只好从乙组开始，她们在刘乙藜老师的带领下，竟然获得了冠军。次年她们参加甲组比赛，最后输给了复旦大学队，获得了亚军。

当年同济在上海大学中，可以得冠军的是羽毛球，因为在桥隧63级有一位印尼华侨同学林泉新，他和建筑学专业一位也是华侨的杨姓同学，在上海打遍高校无敌手。5战3胜的赛制，他们两人单打各得1分，双打再得1分，其他同学胜负都无关大局。

其他球类运动队，一般都在2-6名，毕竟同济在上海大学中的地位是摆在那里的。其它项目比赛在当时好像都没有正常的比赛。我们班的杨妙生、周贤良同学是校体操队的队员，没有听说过他们参赛的传闻。

▼刘乙藜教练和他的女排队员合影

07
当时学校的体育教研室主任是许鸣寰，据说他还是上海大学中体育学院以外为数不多的副教授之一，国家级游泳裁判员。当时大学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远不如如今那么多，即使是讲师好像也并不多。好像一位叫姚明华的老师是讲师，大部分是助教，还有因为各种途径调来学校的老师就叫教师。马学清老师原来是机电系的学生，因为体育成绩不错，学校让他中途留校当体育教师的。除了本文已经提到的各位体育老师外，就是与中学体育女教师不多见的不同，在同济除了潘瀛初老师外，还有邓纯琪、吴杏云、汤凤英三位年轻的女老师。另外，当年同济附中，也在同济校园内，它有一位年轻的体育女老师，长得有点像外国人，每天清晨在校园内练长跑。后来知道她原来就是我们田径队教练沈延冠老师的夫人，偏偏沈先生少年白发，显得很苍老。于是我们就和沈老师开玩笑，说他们不像夫妻相，倒有点父女样。

当年的田径队我还记得一些队员的名字：队长叫杨庆泉，副队长叫杨亚光；队友除了二位队长，还有何铭和、谢嘉渭、谢廷荣、陈积民、刘铭馨、柳慧级、郭继亮、蒋天纵、邱裕忠、桂馥华、许道平、钱康玲、钱蕴玉、陈榕、顾跃德、朱爱莉、吴新华、吕志勤、郑伯震、王灿存、林登湍、葛学文、叶佳炳、李阿权、国世友、高成、董志军等等。更多的队友已经记不住他们的全名，就不再写了。这里好像在我的脑海里挖掘我的记忆，毕竟是古稀老汉，不必为难自己了。

在毕业以后的日子里，我还知道一些老师和同学的下落，或遇到过他们本人。有一次在上海交大，遇到孙虎潮老师，他因健康原因，调到离家较近的上海交大当老师了。另一位邓纯琪老师调到我妻子的单位第二医学院。据妻子的老同事蔡中韵介绍：“她是一位很优秀的体育老师，没有退休前一直在搞体育舞蹈，并且做体育舞蹈的比赛裁判一直做到60岁。后来就到老年大学去学习钢琴，她在家买了一台钢琴，每天练习，现在弹的很好哦！”在上海科学会堂我曾经遇到过陈积民和陈榕二位学兄，他们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在学术上都很有造诣。记得陈榕在学校多才多艺，笛子、笙都吹得很好。在社会活动中，多次遇到过蒋天纵同学，他不仅业务上拿得起，还是社会活动家呢！

不知以上回忆，章馆长能满意吗？

08
当我把用了大半天时间，一气呵成写成的上述既不像回忆录又不像散文近6000字的文章，用链接形式发到“同济人说同济史微信群”，还留了一句话提醒章馆长，告诉他我交差了：“章馆长：遵嘱写完了同济体育回忆，请您看看行吗？”大约章馆长对我写作速度也有点惊讶，马上回答道：“……非常感谢，真快！”。另一位名叫戴兆辉的微友也对我的记忆力予以赞赏“厉害啊，记忆力出类拔萃。”紧接着那位搞同济体育史研究的体育部年轻女辅导员牛英辉老师也露了面，她邀请我与她单独建立了微信联系。

本来我以为此事暂时告一段落了，不料此文却成了抛砖引玉的那块“砖头”，它激起了群内微友们埋在心底里的涟漪，他们抛出了对于母校体育运动更加广泛回忆的“美玉”。于是章馆长也乘着这个机会，交了底：“还请各位学长帮助。体育部年轻的辅导员，（她）想收集（资料），研究同济体育史，请（大家）理应支持她。”大概是章馆长从我文章中提及的从同济调去复旦的徐大用得到提示，他以研究校史专业的眼光觉得可以从徐大用身上挖掘出故事，请各位提供线索。于是马上就有一位名为张为诚（后来才知道是城规学院退休教授）和另一位微信名叫AD（后来才知道是旅居德国的余安东）学长，热心地提供了一些有关徐大用的信息：AD写道：“徐大用和我同班1955年入同济工民建专业学习，后来为扶植复旦排球，徐转学到复旦学力学，再后来他去美国歌伦比亚大学任教，我在1981年访美时在他实验室見过他……”。张为诚学长说道“虽然我与他曾在同济男排校队一起打过球，但他是绝对主力老队员，我只是低年级新生替补，他在场上，我基本坐板凳，并没有多少交流。……徐大用后来一直打到上海市队。”张学长还提供了寻找和了解徐大用的相关线索，甚至还显示了他珍藏的当年他当排球校队的队员证那样的“文物”。

▼张为诚学长珍藏着他当校排球队员的队员证

▼现在看来属于文物了

看来效果不错，章馆长又提出了另一个题目：“谁手里有当年的摩托车运动照片？”谁知道在寻找照片的过程，居然成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还引起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是那位张为诚学长提出他可以帮助寻找一下，因为他同学的夫人曾经是“同济摩托车队的风云人物”。紧接着就有一位微信名为“屏屏”（后来才知道是同济预科校友徐亚平，毕业于复旦）的学长，提供了两张摩托车的照片，其中一张单人照，他还写了一句“队长严鑫泉。”于是有一位微信名叫“白水”学长也出来写了一句：“章馆长您好！我手里有一点当年摩托车队的相关照片。”他紧接着又写了一句：“白水即严鑫泉”。啊！兜了一圈，原来真人就“潜伏”在这里！

在这之前，有一位名叫赵秀恒（后来才知道是城规学院退休教授）的学长一连串发布了7张同济1954年校园内体育运动会的照片，马上有一位名为贾瑞云的学长指出：“那两位在摩托车上的女同学，穿黑色运动服的就是蒋冠玉校友了！”她深情地回想起当年那位才艺双全的蒋冠玉同学：“……她是1956届毕业生的全优学生。我曾请她为我班做过报告。我们校园的天鹅绒草皮是她家赠送的。她家是杭州西湖蒋庄的。是否准确，我这也道听‘微说’，请知情者指正。她分配在上海船舶设计院。她是我崇拜的学长。他们那一届人才济济，毕业献礼是演一台《蜻蜓姑娘》，此剧当年被人们追捧。”至此，从章馆长要求大家帮助研究学校体育史开始，转变成为大家分享同济过去岁月美好的回忆。

我班同学顾正兰和徐满看了我的文章后，也感叹不已，重新回想起自己当年在校运动队的日子，徐满除了发来她们排球队员与刘乙藜教练的合影，还大约受我的影响，她也在脑海里努力地挖掘大多数已经遗忘队友的名字。由此我在想，既然花了时间写了此文，何不将其写成散文，通过不同媒体发表出去，让更多的校友乃至微友分享同济以及上海高校过去的体育文化呢？

▼1963年时的同济摩托车队雄姿

▼队长严鑫泉驾车在人民广场

▼校运会领导接受小朋友献花

▼当年运动员服饰

▼建筑系黄作新教授领头拔河比赛

▼当年跳箱代替后来的跳马

▼女同学蒋冠玉与同伴作摩托车表演

▼蒋冠玉学长是位才女，她撰文，对同济母校一往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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